“现在刚招进来的普工，月薪已经达到1500元。工资上涨的趋势还在继续。”中国拉链协会秘书长王智吾告诉记者，随着拉链行业用工成本越来越高，一些企业已经开始逐步进行技术改造，减少用工。
在近期举行的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认为，预计在2017、2018年，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。受此影响，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。
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11月13日在北京发布了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，“认为目前的人工成本比2009年末上升”的企业经营者占 94.2%，“认为下降”的仅占0.4%；前者比后者多93.8个百分点，这一比例明显高于2009年。其中，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人工成本上升较为显著。
可转移农民工变少
根据中国数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发现，在2000年时，中国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。自此之后，中国老年人加小孩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，老年人口比重正大幅提高。
从不同阶层来分析，干部、管理者，以及企业主，专业技术人员，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变化不大，但是农民工却出现巨大的分化：第一代农民工变成老年人，而新一代的农民工的加入使群体结构更加年轻化。
数据显示，在1938年到1956年出生的人口中，农民占比达到57%，工人占比只有25%.而在1977年到1997年出生的人口中，工人占比增加了一倍多，达到55%，而农民占比则减少到25%.越是年轻人，种地的越来越少，进城做工的越来越多。
这也意味着，农村未来可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将越来越少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等人曾对中国3000多个村庄进行调研，发现目前已有2.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，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.9%，而剩下仅占5.1%的2481万剩余劳动力，则基本上是难以转移出来的老弱病残。
李培林认为，劳动年龄总人口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将开始下降，加上农村人口老年化，未来转移出来的劳动人口会越来越少，这将使“招工难”问题更加突出。
“‘招工难’将从间接性出现，变为常规性现象。”李培林说。
如何应对“刘易斯拐点”
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判断，随着中国的整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逆转，工资将出现比较快的增长。
在劳动力供给充裕的情况下，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往往受制于用人企业的意愿。但随着劳动力供给量快速下降，工资将因工人“用脚投票”和谈判实力的增长而出现上升。
数据显示，2003至2009年间，农民工工资以年均10.2%的速度上涨。今年以来，农民工工资增速更是超过18%.李培林说，目前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已接近大学生初职的工资水平。
尽管工资上涨，但同样快速上涨的城市生活成本依然威胁着农民工的城市化生存。此外，社保、医疗、子女教育等城乡分割的制度壁垒更阻碍着人口的城市化进程。
数据显示，目前农民工失业保险覆盖比例仅为3.7%，而城镇居民比例为40%以上；农民工的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仅为13.1%、24.1%、2%、9.8%，而城市居民上述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52.7%、47.9%、34.9%、57%.同样生活在一座城市，但农民工群体并未享受到市民待遇。
在破除城市制度壁垒之外，李培林还建议对农民工进行大规模培训。“随着产业结构因工资上涨而被迫升级，很多技术型的工作需要新型农民工来做，目前技术型工种普遍招不到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。”
蔡昉则建议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。他举例，日本和韩国分别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迎来“刘易斯拐点”（劳动力市场从供大于求转为供小于求，人口红利结束）后，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劳动人口下降的问题。
日本采取建立公平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，促进企业和工人共享发展，因而劳资关系总体处于和谐状态；而韩国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压制工会的做法，结果导致劳资关系持续紧张、工人经常罢工抗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