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造业大省浙江正在遭遇人力成本上涨的挑战。
7月11日，浙江真爱集团精编车间里，20岁的杜婷聚精会神地操纵着织机，随着一阵密集的机针颤动，一块提花挂毯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。杜婷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时间，她的工资从最初的1300元上升到2000多元。
杜婷并非个例。据了解，今年4月份浙江省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100元、980元、900元、800元四档，增幅在15%左右，排名国内各省区首位。今年1-5月，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达2115.8元，同比增长16.7%。
本报观察发现，是轮涨薪潮不仅直接推动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，更将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，以及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。
被动涨薪潮
7月9日，在位于杭州杭海路上的外来劳动力就业中心，找工作的和招工的熙熙攘攘。
20岁的安徽人李军刚走进市场，就被一家知名餐饮企业的主管拦住，后者开出1500元月薪，并表示代缴四金、提供住宿，李军不为所动。他和同伴向记者描述他理想的工作：月收入2000元，但工作环境必须“开心和快乐”。
“一个月能挣两千五六，我很满足了。”周伟在义乌一家袜业公司上班，负责缝口工序，最忙的时候月薪可达2500元以上。他很享受该公司提供的免费午餐和晚餐，以及四人一间的低租金宿舍。但他宁愿呆在宿舍免费上网，也不愿意“卖命”加班。
真爱集团总裁刘元庆告诉记者，十年来其薪酬标准保持了每年5%以上的增速，员工月薪已从800元涨到了2000多元。而为了能够更好的留住员工的心，该集团还投资兴建了塑胶篮球场、乒乓球室、网吧、夫妻房、空调宿舍等设施。
“员工不是生产工具，他们必须获得应有的尊重。”刘元庆对于富士康引发的加薪连锁反应并无忧虑，今年初义乌的工人薪资已涨过一波，1000元以下的月薪根本招不到工人。
“杭州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100元，而一些服务行业的工资则达到了1500元以上。”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主任向华明告诉记者。
另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，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上涨了20%。
成本压力骤增
对于这一轮涨薪潮，各方观点不一。
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副总刘崇元说，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普遍不高，主动为员工涨工资的动力不强，工人流动明显加快。而这次普调保底工资，有利于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稳定。
而以内衣代工业务为主的金女士，则直言“吃不消了”。如果算上加薪以及购买“五险一金”、伙食费、全勤奖、加班费、高温费、住房等各种补贴，这些支出占其总成本的比例从原来的8%提高到12%。
金女士说，由于原材料价格和运费持续上涨，其毛利维持在3%以内。如今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占，现有订单将全面亏损。
浙江绿源集团总经理胡继红认为，应建立一套科学的符合企业和社会发展并可升可降的薪酬制度，合理的薪酬制度必须兼顾企业未来的永续发展和工人的诉求。
“这种说法似是而非”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谷迎春指出，以“包吃包住”为例，它实际上大幅压低了本应提供给工人的社会福利。一旦离开企业，由于工人没有在劳动期间积累足够的收入，他们的社会生活压力全部转移到了政府和社会身上。
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近期表示：“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中所占比重已连续22年下降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收入水平低、劳动时间长、工作条件差，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挑战。罢工、跳楼现象的发生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，正是这种低成本、低价格的制造模式带来的发展之痛。”
谷迎春认为，当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仍有上调空间。国际上通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%～60%，我国《企业最低工资规定》也认同这一标准。以此计算，沿海地区最低工资应该不低于1500元。
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苏海南也公开表示，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，实现“年均工资增长15%以上，5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”的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。他建议，在“十二五”规划或者政府工作计划中落实该方案。
“仅仅执行"保底"工资标准，这远远不够。”谷迎春表示，对于那些“血汗工厂”来说，以廉价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原始利润的低成本时代肯定要结束了。
加速社会转型
工资成本上升不仅直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，更将对社会整体转型造成深刻影响。 义乌市委宣传部长潘文锋认为，成本的压力将迫使低端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，最终转向技术密集型、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路径。同时，还将触发未来民企在人力资本观念、用工环境、管理模式、产品结构等几乎涉及企业的所有层面，都将发生巨大变革。
以涨薪为例，义乌劳资双方多有博弈。义乌现有本地户籍人口70多万，但外来人口逾135万，现有工业企业16000家，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00多家。从1997年起，义乌每年劳动纠纷案件均超万起。
2001年，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协会挂牌，参与工资集体协商及劳动争议调解。2004年11月27日，胡锦涛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批示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随后在浙江全面试点，较好地起到社会稳定的“减压阀”和“调节器”作用。
不过，无论“加薪”还是“工资集体协商”，一定程度上均为自外而内社会压力逼迫下的产物，而非企业自内而外、制度化催生的结果。据杭州市总工会法工部部长谭牧频介绍，目前杭州100人以下的小企业大多未建立工会，这些企业也成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软肋。
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史晋川指出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迎来“刘易斯拐点”。未来5~10年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少，这意味着，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经济规模增长这条路径将难以为继。
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分析，2004年以前，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速每年仅为2%到5%之间。但2004年到2007年间，工资年均增速达到7%，2008年则提高至16%。
南开大学校务长朱光磊指出，此轮涨薪潮治标不治本。例如工人通过施加各种压力，让老板涨500元工资，这种结果改善不了他们的生存状况。由于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进行了市场化改革，减少了普通工人获得公共性资源的份额，这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。
因此，只有通过各种相关制度安排的调整和完善，把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结合起来，努力发展社会保障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，大家普遍小康，衣食无忧，才能缓和劳资纠纷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。
浙江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表示，浙江人均GDP已连续多年达到6000美元以上，浙江社会的经济体制、内部结构、利益格局、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空前变革，各群体、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已演变。
如今，涨薪潮或将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，以及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。
